柳宗元的“美”就好比鸡尾酒，需要红酒的甘醇，也要雪碧的调皮
柳宗元学识渊博，思想深广，形成了以儒为本，兼收佛道诸子的思想体系。柳宗元的思想来源复杂，探索其思想渊源，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柳宗元的美学思想与其哲学、政治思想一样，都有着复杂的来源。相比较而言，儒家思想是柳宗元美学思想的主要来源，诸子之学与佛道是其美学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
面对国家危亡，中唐士人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便是弘扬儒家的治世与教化功能，以重建国家权威与秩序。他们把这种现实愿望转化为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并通过对儒家思想所承载的理想境界的宣扬，传达他们对国家走向的态度与选择。“他们把这种理想状态说成是‘天下有道’”，“似乎真的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永恒不变的‘道’，笼罩着世间的一切行为。”经过中唐士人的阐释与建构，道成为承载社会、政治、思想秩序与理想的本体性规定，成为一切行为必须依凭的最终根据。
具体到文学、美学领域，道成为文的本体性规定，文以明道成为当时古文运动参与者的共同口号，这深刻影响了柳宗元的文道观。而先秦儒家有关文道方面的论述，是其文道观的重要来源。荀子认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
荀子把道看作文的本原，认为文只是道的工具，这对柳宗元的文道观有着启发作用。先秦儒家经典也是其文道论的重要来源，他认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在他看来，先秦儒家经典是道之源，这对其文道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柳宗元继承了这种思想，并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柳宗元明确提出了“文者以明道”的观点，认为道是文之本，文乃道之用。在他看来，道决定文，文须以明道为己任。
中唐儒学复兴运动对其美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儒家政治教化功能的恢复与再确立。中唐士人开始自觉地把文学纳入社会政治文化体系，将其当做参与现实政治的工具，极力发挥其在社会秩序规范上的作用，体现了高度的政治功用理性。这种儒家的实用工具主义观对柳宗元的文用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与汉代的《毛诗序》是柳宗元文用观的重要来源。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在孔子看来，诗可以感发志意，考见得失，和谐群体，怨刺上政。《毛诗序》认为诗可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六义中的“风”，“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5]。柳宗元承继了这种注重诗歌怨刺功能的思想，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他认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而已”，倡导文章写作要“有益于世”，补救时弊，积极干预现实。
《毛诗序》中关于诗歌亦是发乎情，目的在于“吟咏性情”的观点，也启发了柳宗元对文学非功用因素的注意。柳宗元认为诗歌是以“适己为用”，目的在于“长吟哀歌，疏泄幽愤”，以“发其郁积”。
除先秦儒学之外，柳宗元美学思想影响深受中唐“新春秋学派”的影响。“新春秋学派”是中唐时期产生的一个新的儒学流派，其代表人是啖助、赵匡与陆淳（质）。因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为啖助、赵匡，以治《春秋》起家，并借以阐发其学术思想，故而又被称为“啖赵春秋学派”。“新春秋学派”以《春秋》为立派言说之本，在治《春秋》时抛弃传统的以三传解经的方法，也不采用汉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而是倡导不拘本义，讲求微言大义，委屈发明，自由解经。
这一学派在解经时以解决现实实际问题为指向，自由地将自己的观点融入春秋之学，从而使《春秋》焕发了新质。“新春秋学派”的治学显然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倡导经世致用，有着非常浓厚的现实指向性。啖、赵、陆三人其实是借解经之名，传世、宣扬救世之道。柳宗元在长安时接触到了这一学派，此后终身服膺于它。“这个学派的思想，不但成为他的理论研究的指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他立身行事的准则。”“新春秋学派”的思想以及他们倡导的“经世致用”“会通”精神，深刻影响了柳宗元美学思想的形成。